▲王府井大街117号的人民日报社旧址
张明炜办公室内有两个书架、一套沙发和一张中国传统工艺制造的红木办公桌。该桌为清代家具，桌长190公分、宽100公分，两边各有4个抽屉，可以两面使用。桌面上镶着一大四小的5块大理石，正中的大理石上端有4个篆书字：“钟庐蔚秀”;左旁是一首隶书七绝：“庐岳亭亭皎万重，悬泉百尺挂飞龙。石钟山下江如镜，照得青天绿水中。”诗左下角有“汪昱题并刻”字样。每块大理石上均有秀丽的天然山水图画，造型华美、用料考究、做工精湛，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，是一张人见人赞的高档红木办公桌。
▲从《华北日报》接收而来，由范长江、张磐石、邓拓先后使用过的书桌，至今仍保存在人民日报社图书馆。
人民日报接管《华北日报》后，报社即把张明炜的这间房间改为人民日报社社长办公室，这张红木办公桌也随之成为社长办公桌。1949年3月，人民日报社首任社长张磐石从平山进城后，即被安排在这间办公室工作，开始使用这张办公桌，直至该年底调离报社到华北局工作。
▲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合影。左起：袁勃、张磐石、李庄、安岗。
1950年初接任社长的范长江来人民日报社后，也在这间办公室工作并使用这张办公桌。范长江社长在人民日报工作时间不长，这张桌子他仅使用了两年多，即于1952年初调离报社到中国人民大学临时搞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，之后调到国家科委工作了。
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时，报社正在兴建的南楼快要落成，办公室即将搬家，这张办公桌没有立即交总编辑邓拓使用，在原房间空置了几个月。
▲1951年，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在这张红木书桌上审阅报纸大样。
1953年上半年，编辑部从平房搬到新建大楼，搬迁时把这张办公桌移交给了邓拓。邓拓办公室在新建大楼2层，房间约有40平方米，宽敞明亮，地面为水泥油漆地面。为了防滑，总务科特意买了一块紫红色的大地毯，铺在办公室的中间。一天下午，邓拓来到办公室，看到窗前摆放着的红木书桌和地上铺着的地毯，连声说：“富丽堂皇，富丽堂皇!”邓拓对这张古色古香的书桌十分欣赏，从1953年到1958年底，他一直使用着这张桌子。1949年8月1日，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，不久后邓拓来到人民日报。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了10年，是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、社长中写文章非常多的一位。他不辞辛苦、呕心沥血、夜以继日地在这张桌子上撰写社论文章、修改稿件、审定报纸大样，笔走龙蛇、辛勤工作，为办好人民日报倾注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。
1959年2月，邓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民日报。
▲邓拓
▲1959年2月12日，邓拓在人民日报社全社人员欢送会上，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，朗诵了告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作，为报社留下了一幅珍贵的手迹。
邓拓等几位社长使用的这张红木办公桌，报社老同志人人皆知，深受同志们喜爱，时至今日，大家还很关注，经常在一起时相互询问这张桌子的下落。尤其是经过十年“文革”浩劫，这张桌子被毁了没有?现放在何处?为了弄清这张桌子的情况，最近我特意到图书馆看了一下。这张桌子现在存放在地下室书库内，在图书馆同志们的精心呵护下，桌子完好无损。多年未见，现在又看到这件精美的家具依然如故，十分高兴，随手揿动相机快门拍了几张照片，以供大家欣赏。
▲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红木书桌
这张红木办公桌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，要特别感谢在图书馆工作多年的王德增同志。王德增对我说，大约在1967年“文革”中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，造反派认为坐沙发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，于是把办公室的沙发扔在了楼道内，总务科的同志只好把这些沙发搬到大楼地下室存放起来。一天他到地下室为图书馆去找沙发时，无意中看到邓拓使用过的这张办公桌也被扔在这里。王德增说，不知存放人出于何意，这张桌子桌面朝下四腿朝上堆放在地上，他感到很可惜，即对看管家具的杨旺同志说：“这么好的桌子放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过不了多久就被毁坏了，我不怕别人说我什么，把它搬到图书馆阅览室供大家写稿和看书用。”于是他把这张桌子搬到了图书馆，才免遭毁坏被保存了下来。
斗转星移，岁月留痕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，邓拓、范长江、张磐石几位社长都相继去世了，而他们使用过的这张办公桌历经沧桑，仍存留于世，这是人民日报现存历史实物中较为珍贵的一件，是人民日报一段历史的见证，实为可贵。据图书馆同志讲，待以后有条件时，他们拟在图书馆内设立一个人民日报历史陈列室，届时将把这张红木书桌，以及老同志捐赠给图书馆的有关本报的历史资料实物等，一并陈列到室内供大家参观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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